【文萃】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典型表现之一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国内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但这一研究未能持续,直到21世纪才被唤醒。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既是独立后历史非殖民化的努力,也是非洲学术复兴的一种表现。

黑格尔曾经认为,非洲大陆从来就是“黑暗的大陆”,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曾认为,“非洲的文明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非洲的历史是含米特各族的记录以及他们与两个较原始的非洲人群即尼格罗人和布须曼人相互影响的记录……”,这种论点今天仍有市场,并不时在非洲历史研究中表现出来,甚至造诣颇深的欧洲史学家也直接间接地受到含米特理论的影响。我们并不否认非洲历史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然而,以上理论的弱点在于它极力为非洲文明提供一种外来解释,更重要的是,它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

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风起云涌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对非洲史学的重新建构提到了历史日程,国际学术界也开始逐渐承认非洲历史学科的存在。196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东方学家联合大会上,非洲研究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非洲研究自此在国际学术界有了自己的位置。1960年《非洲历史杂志》在英国创刊,8卷本《剑桥非洲史》开始撰写并于1975—1986年陆续出版。《非洲历史研究》于1968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创刊,1972年更名为《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发达国家纷纷成立非洲历史研究机构。非洲历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逐渐确立。为了促进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4年决定编写《非洲通史》的项目。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将非洲史列为历史学的新领域。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为非洲国家民族建构和世界史研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正是在这场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过程中,一批非洲的大学纷纷成立历史系,史学机构也相继设立,非洲历史学派应运而生。

在众多现代非洲历史学派中,伊巴丹历史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简称为“达尔学派”)和达喀尔历史学派最为突出。这些学派构成了现代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主干。

1948年,伊巴丹大学的前身——伦敦大学伊巴丹学院正式成立,历史系为尼日利亚培养自己的第一批史学家创造了条件。1955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1956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第一期发行。两位尼日利亚史学家分别发表了具有开拓性的著作——迪克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55》(1956年)和比奥巴库的《伊格巴及其邻邦1842—1872》(1957年),使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一代非洲史学家”的带头人。1965年,迪克教授主持了《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出版,迪克明确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述传统和多学科研究引入非洲史学。从广义上说,伊巴丹学派成为当时尼日利亚史学界的代名词,并获得了国际史学界的公认和赞誉。然而,作为民族国家独立后的产物,其局限性在所难免。伊巴丹学派的缺陷表现在选题过于狭窄(如偏重政治史),研究方法需进一步拓展,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有所不足。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国家独立后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史学流派。1969年,第一部《坦桑尼亚史》出版,确立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主题和方向。“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得名于1970年两位在乌干达任教的德龙和库柏在《非洲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以及随后的学术争论。20世纪60年代的领军人物特伦斯·兰杰在达累斯萨拉姆学院期间完成了反映非洲主动性方面颇具影响力的有关农民反抗的著作。围绕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争论实际上扩大了该学派的影响力,也促使非洲史学界从政治学家手里接过民族主义这一课题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系列理论问题由此而生,如非洲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殖民统治的影响和非洲历史的延续性等,这些问题激发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其他非洲史学家对非洲史学理论的兴趣。特穆和斯瓦伊系统批判了独立后的非洲史学:题材以英雄为主,方法论是经验主义且极其表面化;对人民史的研究广泛但不系统,对现实的美化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认为“非洲历史陷入危机”。然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重要贡献不容否认,思想活跃和观点多元使其成为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

塞内加尔达喀尔学派的最早一批史学家在法国完成了法国国家博士论文。谢赫·安塔·迪奥普的博士论文因追溯非洲文化与埃及的联系,震惊了法国历史学界,其观点被认为具有颠覆性。以安塔·迪奥普为代表的“尼罗河谷”学派坚持非洲是唯一的人类发源地,所有其他大陆的居民均由非洲迁移出。同时,尼罗河谷学派认为埃及与非洲同根同源。与前两个学派致力于国家民族主义史学的角度不同,迪奥普希望寻找一种泛非文明,从非洲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阐释非洲历史和文明。1966年非洲史学家西索科的加盟使塞内加尔达喀尔历史学派开始形成。阿卜杜拉耶·莱也是法国大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者,其博士论文是关于18世纪黑奴贸易。他将研究对象放在一个以大西洋世界和各大洲的资本主义联系为中心的地理框架内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将非洲的历史和现实置于全球化的过程才能理解非洲今天在世界舞台的位置,也才能使非洲大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这种将非洲置于世界体系来观察分析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与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相类似。

所谓“非洲史观”,主要指从非洲人的角度看待和研究非洲史,强调非洲人在历史中的主动性,认识非洲史的连续性。第一,从非洲人的角度研究非洲史,力图对非洲的历史文化做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考察非洲古代王国的起源与发展,恢复被歪曲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非洲史学家的主要贡献。第二,强调非洲人的主动性。非洲史学家,如迪克和比奥巴库等人通过对非洲近代各阶层的研究,强调他们的主动性。第三,非洲历史具有连续性。阿贾伊指出,殖民主义并未造成非洲历史的中断,它只是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件,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尽管阿贾伊提出此观点的主旨是提醒人们不应夸大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为了强调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但此观点容易导致对殖民统治影响的低估。对此,阿贾伊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口述传统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表现为以下四点。虽然文字的发明减少了对口述证据的信赖,但口头交流及记录下来的文字资料永远具有史料价值;印刷术加强了文字在人类沟通中的重要性,但相当部分的文字资料都是从口述传统中发展而来;文字资料的存在有赖于口述传统,而口述传统却可以独立于文字而存在;不论口述资料还是文字资料,均不可全信,需要多方佐证。20世纪晚期曾出现对过度依赖口述史料的批判。这并不能否定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文字资料、口述资料、考古资料以及岩画等实物资料均可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无高下之分,可互相补充。

非洲史学方法论上突破的另一表现是跨学科方法的采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都被用来为非洲历史研究服务。以人类学为例。人类学对历史学在方法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从研究对象看,人类学启发历史学将整个社会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看,人类学提倡以直接观察和参与生活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和思路。从研究资料上看,人类学通过观察和访谈等直接介入的方法所获取的资料充实了历史研究,特别是为缺乏文字的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从研究视野看,人类学促使历史学的视野扩大,从传统的政治、经济转入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迪克主持的“贝宁计划”和比奥巴库主持的“约鲁巴计划”就是多学科研究的典范。“跨学科研究和口述传统被认为是还原历史原貌的非常适合的技术及资料来源。”

为历史研究培养人才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另一大贡献,这些与流派共生的史学家包括三类。非洲第一代由欧洲大学培养的史学家,他们致力于重构自己国家的历史。第二类指那些在非洲各主要历史学派所在大学从事过教学和研究的非洲以外其他国家的史学家。第三类学者是移民或流亡到欧美或其他国家的非洲史学家。下面的三位黑人学者分别代表达喀尔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伊巴丹学派,他们又分别代表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三种类型的学者。

非洲本土学者迪奥普的研究主要涵盖人类起源和殖民前的非洲文化。迪奥普认为埃及文明孕育了罗马和希腊文明,埃及与非洲大陆文明同源,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西非古国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表明了埃及与非洲大陆的一体性。这既是对西方传统观点的挑战,也是非洲史观的彰显。

圭亚那史学家罗德尼于1967—1974年一直在达累斯萨拉姆学院任教。他于1972年发表《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是研究非洲和黑人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不幸被害后,人们设立了沃尔特·罗德尼基金以鼓励相关学术活动,以他为专题的论文集出版,一些大学不时举办纪念会和相关学术会议。

在美国教书的托因·法洛拉是“一位完全按照伊巴丹学派的正统精神培养出来的杰出史学家”。他对非洲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不仅是通过教学(被授予教学奖)和合作研究培养了诸多非洲历史研究的后起之秀,还在于他致力于促进非洲英语国家本土的历史研究活动。法洛拉治史领域广泛,他一直在进行有关英国殖民统治、奴隶贸易与非洲移民史、约鲁巴本土宗教等专题研究。法洛拉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表现在他主编了一套5卷本的《非洲史》。

以上这三类学者既是非洲各历史学派的创立者,也是这场民族主义史学运动的产儿。他们在这场史学研究和争论中成就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也成就了自己。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虽然对独立后的非洲文化复兴贡献卓著,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存在着历史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他们在追溯民族文化的同时容易忽略文化批判,从而导致用“非洲有一个光荣的过去”这种先验观点去美化历史,甚至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寻找历史根据。由于这一缺陷,政治史在当时的非洲历史研究中占了极大的比重。第二,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导致了选题的局限性,着重英雄史而忽略人民史,强调与欧洲联系较早和接触较多的沿海地区,忽略依靠本土努力持续发展的内地社会,强调大的王国和与欧洲人对抗的政治体,忽略小的族群或政治体。第三,在分析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带来的各种痛苦经历的同时,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多少忽略了非洲社会内部的分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压迫和剥削。第四,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后期开始注意史学理论的探讨和对研究方法(如对口头传说的利用)的反思,这无疑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但却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对阶级分析观点的采用上。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对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一,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为非洲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非洲通史(1—8卷)》的完成是最好的证明。其二,新一代非洲史学家在此基础上正在探索新的主题、视角、资料和方法。2013年开始编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于2019年完成。这可以称得上是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一大壮举。独立后的非洲政治的非殖民化已告一段落,但文化重建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